UCMT管理哲思丨陈春花、秦子忠：共生的理念：从主客体到互为主体（上篇）

在吸收马克思主义中的韦伯研究基础上，哈贝马斯重新审视了韦伯关于现代化的两个诊断——意义丧失与自由丧失。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所谓的意义丧失实质上指“理性的实质同一性的丧失”，从而无法消除世界分化为不同的独立文化价值领域后所形成的诸神之争。但哈贝马斯认为这并不会导致意义丧失，相反，正是世界的分化提供了一种自我反思，一种可以对不同文化价值领域的有效性要求（即命题的真实性、规范的正确性、自我表达的真诚性）进行质疑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在通过论证来兑现有效性要求这一层面上，理性的形式同一性在价值领域的多元性中得到了保障。（哈贝马斯，2018）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理性的实质同一性和理性的形式同一性，据此，目的-工具理性导致的价值分化及价值冲突只是导致理性的实质同一性的丧失，但理性的形式同一性，即交往理性，它可以协调分化的价值而获得意义。至于自由丧失，哈贝马斯同意韦伯的判断，即受不同亚系统（资本主义企业、现代国家等）的控制会导致自由丧失，但与韦伯不同，哈贝马斯认为这种丧失只是主体性理论及其制度化的一种结果，并且将之归结为认知-工具行为及其制度化所导致的主体间性被遮蔽、被侵占，即在各种亚系统的控制下主体间性不断沦丧，成为主-客关系的一种附庸、工具。相应地，哈贝马斯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从主体-客体关系转向主体-主体关系，由此通过主体间性的语言沟通行为以获得自由。

经由对韦伯行为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命题的系统研究，哈贝马斯对其抓住不放的基本问题——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否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的回答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只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是内含着现代性困境的过程，并且从理论上给出了解决途径，即聚焦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理论。由此，在解决现代性困境上，或者积极地说在实现人类共生上，与马克思的阶级革命理论诉诸暴力革命的阶级斗争不同，交往行为理论诉诸基于言语沟通的商谈共识。交往行为理论是人类在思考和寻求共生议题上的一次思想飞跃，它提出了与革命途径不同的另一途径，扩展了人类实现共生的可能性空间。但是，在理论上从主体-客体转向主体-主体并不意味着现实世界也同样实现了这一转向。事实上，在主-客关系等二元论已经深度渗透于人类认知方式的前提下，即便是哈贝马斯的核心范畴--交往理性，它仍然依赖作为符号的语用学，因而也没有完全挣脱二元论。为了便于看清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引入当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肯·威尔伯的开创性研究。

肯·威尔伯从东、西方心理学出发，辨析了人类所拥有的“两种认知模式：一种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字，有符号、地图、推理、二元论的知识；而另一种则被称为亲证，或者直接，或者非二元论的知识”（威尔伯，2011，34）。从思想史来看，这两种认知模式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人们所认知。在道教、吠檀多派、禅宗、基督教神学、哲学、心理学以及科学之传统中，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它们的相关论述。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二元论占据人类知识生产系统的主流位置，直至20世纪量子力学的出现，它才始受到严重挑战；非二元论作为一种亲证认知系统，则与近代以经典力学为核心的科学精神相抵触，因而或被视而不见，或被斥为非科学而被有意去除。随着二元论的局限性日趋显现，非二元论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出来。

二元论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它至少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我们所使用的许多范畴，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心与身，精神与物质等，都是源于二元论的二分方法。二元论在西方思想领域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它在如今的西方思维的主流分支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已经积淀成为西方主流思维的根基，因而无法通过思维将之连根拔起。前文论及的在文艺复兴运动开启的理性化进程，经由大航海时代的探索与发现，以及起源于西欧而后触 及全球的工业革命，最终浓缩于目的-工具理性这一影响力最强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相应地，作为这一思维的“成果”也以对立关系呈现出来。例如在科学领域，科学观察的一系列进步是以完全根除观察者的感觉、情感为前提的，表现为科学思维与非科学思维之间的对立关系；在社会领域，生产力系统的进步是以大多数人遭受劳动奴役、丧失主体性为前提的，表现为富裕的资本家与赤贫的工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这些对立关系，即是哈贝马斯笔下的主-客关系在不同维度上的表达，而他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从根本上就是用交往理性超越工具理性，以此重建人类与世界的整体关系。

这一整体关系，哈贝马斯从语用学角度，把它视为行为者通过语言表达而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分别存在于表达与：——客观世界（作为一切实体的总体性并使真实的表达成为可能）之间；——社会世界（作为一切正当人际关系总体性）之间；——以及主观世界（作为只有言语者才特许进入的经验的总体性）之间。”（哈贝马斯，2018, 131-132）换言之，哈贝马斯通过基于语言沟通的交往理性，从而使得被严重压缩为主客体关系的生活世界，再度还原为受三种不同有效性要求制约的关系，即受真实性有效性要求制约的主体-客体关系，受正确性有效性要求制约的主体-主体关系，受真诚性有效性要求制约的主体-自我关系，在其中主体-客体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关系维度。由于这些有效性要求，都是通过语言沟通（它包括但不限于对有效性要求的质疑，论证，共识等）来予以判断和检验的，因此与诉诸权力或货币等媒介的其他行为理论相比，诉诸语言这一媒介的交往行为理论更够实现挣脱主-客体关系这一现代化以来凝成的占据主导地位的二元论关系模式。但是，言语表达仍然是一种符号知识，因而依赖于符号化知识的交往行为理论依然是一种二元论理论，依然没有完全挣脱二元论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大体而言，二元论的局限性主要在于：

一是二元论自身存在其无法认知的某些方面。二元论在根本上依赖于人类意识与宇宙万物之分，因而“如果要通过人类意识这一媒介，去认识宇宙万物这个整体，那么一定会有某些方面依然未知。在唤醒符号化知识之后，在宇宙万物中的认知者与知识、思索者与思想、客观与主观之间仿佛就产生了一道分界线；而我们作为外部世界的认知者与观察者，其最深层的意识就最终逃脱了其自身的掌控，成为了‘未知’‘未显’以及‘未得’之物。”（威尔伯，2011，17）交往理性，仍然是一种对象思维，它依赖于理性与理性对象之间的二分，因而无法看到理性自身的问题。正如眼睛可以看作其他一切而不能看见自身。并且就语言作为符号知识而言，它只能是真实世界的一种“地图”，由此哈贝马斯阐述的交往行为可以产生无数个这样的“地图”，甚至可以在这些“地图”之间形成共识，但无数个地图也只是地图，不是真实世界本身，不是实相。事实上，“通过符号化的地图知识所呈现的世界图景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存在极大的差异，而且在历史长河中同一文化中的不同人物之间也存在这样的差异。不仅如此，我们有关实相的符号化世界图景会随着有关实相的科学、经济以及历史思维的更新与修订而继续发生变化（威尔伯，2011，40）。”因此，除非诉诸亲证知识，借由体验，否则我们难以真正体验到实相或真实世界，难以体验到言语者与被言者，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实为一体（薛定谔，2007，128）。“语言的交流从最为宽泛的角度来看只是文字模式的传播罢了，说到底也只不过是‘实相在幻觉镜子中的倒影’罢了（威尔伯，2011，46）。”

二是二元论内在地导致对立面的产生，并且自身无法解决其导致的对立问题。如前所述，二元论在将认知的主观意识与被认知的客观事物相分离，然后用各种合适的符号来表示被认知的客观事物时，它的二分法所形成的符号化形象形成了客观事物，并与作为认知主体的自我角色相分离，让认知者感觉到自身从本质上与宇宙万物相分离。由这种相分离而来的分歧、对立、冲突在认知上内生于二元论，因而并不能通过二元论自身而得以解决。当这些认知上的分歧、对立、冲突落实在现实世界，并且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化体系（法律、制度和物质化的机构如组织、军队、监狱等）之后，分歧、对立和冲突也便具有其物质化形式，同样地，它们并不能通过物质化的二元论力量（作为对立存在的双方）而得以完全解决，即旧对立的解决不过是以新的对立的诞生为前提；并且认知上的二元论与实践上的二元论交相强化。与此不同，非二元论认知模式直接面对的不是符号，而是实相本身，它不会将宇宙万物一分为二，更不会用逻辑的铁丝网过滤和编织它，它与它所认识的事物是统一的。中国思想中的“天人合一”“心外无物”等即是这种非二元论，它是经由体验而得以感知到的整体性存在。这里，如果我们关于实相的非二元知识，仿佛实相与非二元知识是相分离的，那么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的语言太过于二元化了，以至于若换用其他方式来阐述的话绝对会变得更糟糕。因此，我们需要强调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叫做“实相”的东西和另一个叫做“实相”的知识的东西，因为这是最严重的二元论；并且时刻记住，非二元认识就是实相，它将“内容”当做了自己。（威尔伯，2011，43）如此，即便后面的讨论仍不得不屈从于已被二元论严重熏染的语言（因为除非我们恢复到符号化的认知模式，否则我们无法将体验到的东西描述出来），我们也不会轻易陷入二元论的泥潭。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明确识别到二元论的主-客体关系的分离性，以及它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窄化与对立化，并试图从主体间性的语言沟通出发予以解除这一窄化和对立化，以及借助交往理性综合被二元论分化了的价值领域；“但是说到底，‘累加各种碎片’和‘分割为各种碎片’一样都不过是一种‘聪明的权宜之计’罢了”。（威尔伯，2011，42-43）真实的世界是无法将之分割开来的，它自身就是整体，尽管它是以庞大的量子形式来形成自身的完整性。由此而言，所谓的分割或累加只是符号化知识意义的，它并没有触及实相或真实世界。不过相比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前辈，哈贝马斯的深刻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对真实世界的彻底批判之上，他同时深入反思批判理论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发现长期被边缘化的主体间性（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在语用学上深度地把语言沟通与人类解放关联起来。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并且是人类交往的最根本也是最合乎人性的媒介之一。但是，语言是如此容易受到二元论的侵染，在整个已经被二元化了的西方语境之下更是如此。因此，哈贝马斯的基于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挣脱了工具-目的理性这一二元论思维，但是它严重依赖于语言媒介，忽视体验媒介，从而没有完全摆脱二元论的局限性，也没有充分关注亲证认知模式及其意义。（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陈春花，新华都商学院理事会教授，研究方向为组织管理与企业成长理论。

秦子忠，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心智哲学与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