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MT管理哲思丨叶欣梁：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表1. 旅游业和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就数字经济和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特征而言，如图2所示，空间上均呈现东——中——东北——西北逐级递减的格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地域差距正在逐渐扩大，而旅游业正好相反。从2006年到2020年，我国数字产业与旅游业的相对优劣势发生了逆转。

图3. 中国数字经济和旅游业综合发展水平空间格局特征

就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特征而言，2006-2020年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高，年平均增长率为3.4%；2016-2020年，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7%。北京、广东、浙江、江苏一直保持领先水平；2006-2011年间，山东省耦合协调度年平均增长率是全国的三倍，这得益于当时将旅游业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先行产业”的战略政策，以及数字技术研发的突破。

就空间分布特征而言，整体协调度水平有所上升，低耦合等级区连片式分布，高耦合等级区呈散点式分布。根据各省数字经济和旅游业相对发展水平，可划分三种耦合协调发展类型：旅游领先型（Ⅰ区）、发展同步型（Ⅱ区）和旅游业滞后型（Ⅲ区）。如图5所示，就东部地区省份而言，耦合协调路径的横向迁移大于纵向迁移，说明近几年数字经济发展快于旅游业发展。从发展类型上来看，演化路径集中于Ⅰ区向Ⅱ区的跨区迁移，并具备向Ⅲ区延伸的明显趋势。从2016年到2020年的发展路径来看，广东、江苏和天津旅游业受到疫情的创伤最为严重。

就西部地区省份而言，耦合协调路径的横向迁移与纵向迁移距离一致，说明近几年数字经济与旅游业呈平衡发展态势。从发展类型上来看，演化路径集中于Ⅰ、Ⅱ区的内部迁移和跨区迁移，仅青海涉及到第Ⅲ区。观察2016-2020年发展走势（图7），可看出疫情对陕西旅游业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耦合协调路径主要往斜上方移动，横向迁移距离与纵向迁移距离较为一致。演化路径集中于Ⅰ区向Ⅱ区的跨区迁移，以及Ⅱ区的内部迁移，仅中部的山西和东北部的黑龙江涉及到第Ⅲ区。再结合2019年数据，说明疫情对中部和东北部旅游业产生了不小影响，如图6所示。

我们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两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增速逐渐放缓，空间上呈现东——中——东北——西逐级递减的格局；旅游业发展的整体地域差距缩小，数字经济发展地域差距扩大，东西部之间表现较为明显。我国30个省市的数字经济和旅游业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但提升速度逐渐缓慢，且整体协调水平较低，还处于中间过渡期，东部地区省份的耦合协调度一直处于领先水平，其中山东的增长率最高。研究期内，耦合协调等级在严重失调和中级协调的范围内变动，主要是从中度失调向濒临失调转变，并逐步向勉强协调晋升。中级协调的省份仅有广东，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的省份多呈散点状分布，严重失调省份以宁夏最为典型。在空间集聚上，具有显著的正向全局自相关性，且相关性不断增强；局部空间相关类型以“高—高”为主，且“低—低”聚集区在减少。各省市耦合协调演化路径呈现差异化特征，迁移路径主要集中在Ⅰ区和Ⅱ区，东部地区有往Ⅲ区外延的明显趋势。从2016-2020年迁移路径来看，各分区旅游业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受影响程度明显大于西部和中部，其中广东旅游业受疫情创伤最大，重庆旅游业受创最小。

最后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如下：对于Ⅰ区省市，一方面加大设施建设、资金人才支持等支撑性资源，另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需求触发机制，联合促使耦合协调中数字经济发展维度出现正向跃迁，特别处于新冠疫情防控阶段，互联网的应用发展更加能够满足防疫需求；对于Ⅲ区省市，应充分利用数字经济优势，赋予传统旅游业新动能，助推旅游结构调整和改善旅游业发展，实现耦合协调状态的正向跃迁；空间上“高——高”“高——低”和“低——高”聚集的省市，应加强“产业示范”和“知识外溢”效应，避免低协调在产业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沉没成本，缩小地区之间的协调度差距(Zhao et al., 2020)。对于空间上呈现“低—低”聚集的省市，要想打破困境，可采用“外联内延”(Wang et al., 2020)方式进行发展，外联即争取与高协调区域进行战略合作，内延即发挥数字经济的发展联动性，延伸到整个旅游产业链，推动融合发展。

作者简介：

叶欣梁，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邮轮旅游、旅游风险评价及旅游标准化。